上海南市董家渡，原来是黄浦江上的古渡头。鸦片战争前，那一带，江上船舢尾街，街上客店、酒肆、商铺林立，是个热闹的地区。
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订立，允许法国人来华居住，耶稣会传教士罗伯济就曾向法国驻华公使建议将董家渡辟为租界，他并在那里租了几间旧屋、改建为教堂。这一年，法国公使拉格纳向上海道台提出归还雍正年间禁教时没收的敬一堂给耶稣会，但敬一堂在没收后已改为寺庙，而据道光皇帝的上谕，凡改为寺庙的教堂都不归还。1846年，在多方面的压力下，上海道台终被迫允许另找一块土地补偿，这时罗伯济已升为主教，一口咬定要董家渡，道台只得在次年三月将一公顷许面积的土地交给了教会。因为没给渡口一带的土地，罗伯济很不满意。几个月后，朝鲜发生教案，清舰“胜利号”和“荣耀号”远征，在海上遇到风暴而沉没，船长德热努伊和水兵一百八十人被一艘英国船救起，送到上海。罗伯济便指使船长去向道台交涉，要提供一块土地给水兵建造临时庇护所，结果得到了董家渡沿江地带。这些水兵不久就陆续回国，而罗伯济却鼓励一些中国教徒来这里居住、开店，将这块地占据。后来，敬一堂还是归还了教会，清朝官吏白白地送掉了董家渡。
1847年11月，罗伯济在董家渡主持大教堂和主教署的奠基典礼。不久，他就回国了。教堂到1853年3月20日建成。这一天，法国领事、军官、公董局人员和一批武装巡捕，都来参加开堂仪式。而且，法国军舰贾西尼号派了两艘武装小艇越过法租界外滩江面，驶到董家渡。此后，常有法国来沪的官员等到董家渡教堂做弥撒，武装舰艇也随之而来。1860年至1862年太平军进军上海，董家渡一直由英法武装士兵驻守。教会也乘中国动乱之际，越出一公顷的范围，将浦东张家楼的大、小修道院和青浦育婴堂迁来。他们还与道台交涉，不准清兵在董家渡附近扎营。传教士与法军还以金钱、面包施舍给逃来的“难民”，使董家渡有所谓“安全地带”和“福地”之称。有不少天主教徒，在乡间借外国传教士势力，欲压群众，太平军来了，他们便逃到董家渡教堂来躲避。当时来上海的外国传教士，每人必须发展一定数目的教徒，以致良莠不齐，将一些鸦片贩、赌棍，甚至人口贩子，也都吸收入教。这些人犯了法，遭到官府追捕，如能逃到董家渡，也都安然无恙，所以，董家渡就被上海人看作了“租界”。
1896年，美国驻华公使邓拜代表英美法等国，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扩充租界的要求，有一条是将董家渡划给法租界。因为董家渡一旦划为租界，整个上海城有被租界包围之虞，中国官员没有同意。接着，法国领事白葆泰与上海道台又交涉了三年余，上海道台才允许法租界向西扩充。白葆泰对人说：“我起初认为可以达到目的，想不到遇到了最大的抵抗力。”董家渡没有正式成为租界，于是法国人以及传教士就把力量转到徐家汇，大小修道院、育婴堂也先后迁到徐家汇，到1914年，法租界终于扩充到了徐家汇。但是界限只到徐汇镇以东，肇嘉浜以北，而他们将教堂、修道院、孤儿院、圣母院都发展到租界外，一直向西到土山湾，又形成了租界以外的“小租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重返人民的怀抱。贾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