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鼎大名的作家闻一多，在抗日战争时期，竟为了生计所迫，而不得不公然挂牌治印。
1944年，闻一多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授，这么一个知名的作家，学者，教授，薪俸却十分低微，加上到昆华中学兼课,依然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于是只好干起治印这门“手工业”行当，以略增收入，聊补无米之炊。
而他的治印，还是有西南联大的校常委，院长、系主任以及朱自清、沈从文等知名教授联名推荐介绍，堂而皇之地公开挂牌，浦江清教授还用骈文写成了启事，讲明我国篆刻的源远流长，闻一多治印的精当，广告上又写上治印收取润金的标价。这样的盛举，自然轰动一时，仰慕篆刻的，附庸风雅的，希冀得识名家的，都争相求他治印，生意之兴隆由此可见了。
然而这使他矛盾了、惶惑了，正如吴晗所说，印少了要挨饿，印多了又要影响工作。
闻一多早年留美学过美术，对金石甲骨很有研究，在篆刻艺术方面造诣很深。每于夜深人静，妻儿酣睡之后，仍披着长袍，不停地刻着、刻着。然而，并非凡付钱者他都给刻。当时囊括军政大权的云南省代主席，“一二·一”惨案的刽子手李宗黄，曾送来上好的石章一方，并称酬金从优，让他治印，闻一多断然将石章退了回去，宁肯饿死，不结权贵。其凛然正气和不阿刻骨，可见一斑！而另一方面，他又主动为吴晗、朱自清、吴有训等教授，甚至一些同学刻过印。他在给华罗庚教授刻得印章边款上，还刻下如此意味深长之词：“甲申岁晏，为华罗庚教授制印，兼为之铭：‘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稚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深挚之情谊，跃然章上，很多人都以能得他刻之一颗印章而为快事。
谁能想到，闻一多的治印，有时还有意想不到之急用、妙用。当时，由潘光旦、闻一多、吴晗、费孝通等人创办的那份后来影响甚大的《时代评论》周刊、因要急于登记备案，闻一多便连夜赶制社章。后来民盟云南支部为防止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和破坏，决定各种文件均用化名的个人私章代替行文。当夜作出决定，闻一多通宵不眠，立即刻成代表民盟各部的四枚印章。后来，屡经战乱，国民党反动派又抄了闻一多的家，印章大多散失，但那枚社章以及代表的宣传部（闻一多分管宣传部）那枚“杨亦萱”印，至今犹在。这些印章，同闻一多先生的诗文一样，依然闪烁着不屈者的战斗光辉。相益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