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居江苏高邮，而其子秦湛则移居江苏常州昆绫。至秦观第六代孙秦知柔，恰遇金兵南下之乱，便随身携带光世诰命谱牒，祖宗画像，与其弟知刚、知微、知立、知彰一起渡江避难，迁居至上海闸港。元元貞二年（1296年），浙东宣慰使费容愍，以各臣居高且通儒学，举荐知柔于朝廷，被授江浙行中书省佐吏，知柔恳辞不受。此时，知立迁居赵屯村（青浦赵巷）、知微迁居上海元团。知刚、知彰仍复归扬州故里。知柔生有二子：长子名良显，次子名良颢。良颢传二子，长子名裕伯、次子名享伯。
秦裕伯字蓉卿、惟镜，号景容。生于元贞二年，“幼侍父宦游京师”，见识多广，聪颖好学。成年后，本应顺利走上“学而优则仕”之路，但困于时局，由太学生会试京都，于至正甲申（1344年），48岁才得进士。
至正十年，秦裕伯升任高密县知县。这是他仕途中比较出彩的一段经历。当时的胶东本岛地势低洼、盐碱严重。秦裕伯指导民众挖掘四周为渠，用以储存雨水，又在渠外筑墙，用来防止积水过多。此后，连年收成大好。同时，秦裕伯把盐民的赋税按产量、收益之多寡分成三等九品，避免了“一刀切”，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山东高密，虽动大役而民不知扰，“民德之立碑”。比如，在秦裕伯的规划领导下，新建的高密县城墙周边有五里长，辟有东、南、西、北四门，城门均牢固且铺设砖瓦，能遮蔽风雨。同时，增办几十所教育机构，使孩童有了更好的读书条件。
至正十三年，秦裕伯调任福建行省郎中。当时的福建，有不少刁顽之徒和盗匪。秦裕伯恩威并施，规定盗匪首次捕获，酌情发款令其自谋生活；再捕获则杖责几十，让其耕田；第三次则数罪合科，加重罚。不久，当地盗贼匿迹百姓无不称颂叫好。
元末，世道纷乱，时有战乱。58岁那年，秦裕伯辞官回乡，但他始终关注着时势的变化。“毕生所著意见及典籍格言，历代奏议，日取阅知”。
明洪武元年前后，朱元璋先后“三聘”秦裕伯，分别发出《聘裕伯公御书》《再聘裕伯公御书》《三聘裕伯公御书》。前两次秦裕伯分别以“为母守孝”“因病不起”等原因婉拒，请求“投鹿于山、放鱼于渊，不出花围，物遂其天”。可当朱元璋第三次征召时，性质就很不一样了。《上海县志》有记载：“太祖于书谕之曰海滨之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出，恐有后悔”。到这一地步，秦裕伯若再推辞，不仅会招致杀身之祸，还可能殃及桑梓。于是，不得不妥协了。入朝以后，秦裕伯先获授翰林侍读学士，后担任诏书侍御史。洪武三年，秦裕伯与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刘伯温同为京畿主考官。这一时期，秦裕伯还与朱元璋一起讨论社稷治理等问题，《明史》称其“甚见宠待”。
在秦裕伯75岁之时，朱元璋突然命他出任陇州知州。按当时秦裕伯的官职来说，即便是外放，至少也应当是知府，出任知州显然有被贬的嫌疑。于是，秦裕伯以病辞官不就，再回故里。秦裕伯卒于洪武六年，讣闻于朝，太祖闻之哀悼：“裕伯生不为我臣，死当为吾士。”，遂下诏钦封他为“上海县城隍”。早年间，在上海城隍庙里供奉的三位城隍君爷，一位是正宗的，一位是借来的，一位是补上的，故而有“上海城隍庙，一庙三城隍”之说。1291年，上海由镇升格为县，这就是上海历史的发端。当时上海还设定出自己的城隍老爷，就将松江府城隍爷在上海的别墅--松江府城隍行祠权作上海城隍庙，位置在今天的永嘉路12号处的谈井庙。后来在城隍庙后面的瞿家弄建起了城隍庙，由于没有选定主城隍爷，就借了金山卫的城隍爷霍光供上，所以最早的城隍庙又叫霍光神祠行祠。到了明朝洪武六年秦裕伯去世后，明右祖钦封秦裕伯为上海城隍神。明永乐年间，上海重建城隍庙，由于是在元霍光行祠上改建，故前殿供的是借来的城隍爷霍光，后殿供的才是上海城隍爷秦裕伯。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军占领南京后，人们又将清朝上海名将陈化成的塑像搬入老城隍庙霍光背壁后供奉。于是上海老城隍庙便有了一庙三位城隍爷。而在松江西塔弄底的秀甲园址还设有“陈公祠”，供奉陈化成的神位。因此，除了霍光，上海老城隍庙的城隍爷有两位都与松江有牵连，而秦裕伯这位城隍爷的有关史料，从前些年在松江区九亭镇夏家塘村秦氏第33世孙处发现的《泗泾秦氏宗谱》中得到考证确认。
